*文章原载《读书》杂志2024年4月
数次遭遇背叛、土地权力主张的遥遥无期不断驱动着萨帕塔更新对革命的认知。革命并非只是对农民土地所有权的恢复，更不能将其简单定义为政权的更迭，而是在最根本层次上改变墨西哥不平等的社会经济秩序，改善最广大的墨西哥人民的经济状况。否则，只能是“革命来了又走”。在他的带领下，农民成长为墨西哥大革命的重要主体，并形成了对大革命的共识。只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才能真正知道问题所在，才能在真正意义上解决人民面临的问题、捍卫人民的利益。建立真正的自治，建立墨西哥人的墨西哥成为农民起义军的重要主张。
虽然现代意义上的区域国别研究兴起于美国，但拉丁美洲却并非其关注的重点区域。即便迫于“二战”的形势，美国政府在一九四二年启动了“地区和语言”等多个海外区域国别研究的项目，美国对拉丁美洲的研究也远逊于亚洲、非洲和中东等其他区域。随着美苏争霸的局势形成，尤其是古巴大革命后，为了确保周边国家秩序稳定，美国政府才逐渐强化对拉美国家的研究。此外，美国政府通过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的实施，推动这些“贫穷”“落后”的拉美国家的现代化，以此抵御外来思想的冲击。紧邻美国的墨西哥首当其冲。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来自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的专家学者与墨西哥政府合作，在恰帕斯、尤卡坦等土著、农村区域开启了一系列发展项目，致力于将这些落后的、野蛮的、容易受到极权思想影响的土著人、农民转变为“文明社会的现代人”。随着欧洲的衰退，美国对世界的主导地位的确立，无论政府官员、知识分子，抑或是社会大众，都对美国为样板的，进步主义与自由主义融合的现代化道路抱有极大的信心。然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一系列经济与社会改革引发了精英阶层的不满，少数族裔、妇女解放运动和民权运动的发生，在相当程度上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美国面临社会分化、共识缺失的困境。越南战争、古巴革命、解放神学运动的兴起亦不断冲击着美国社会。在这场思想的激荡中，马克思主义者、激进民主主义者、少数权力运动者走到了一起，他们将社会改良的主张与反主流运动融合，在对当权派的批评、反对中，形成了美国社会的新左派。社会思潮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年轻的小约翰·沃马克（John Womack Jr.）。五十年代，这位一九三七年出生于俄克拉何马州诺曼的年轻人正在哈佛大学求学。彼时的他对自由主义趋之若鹜，一度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过是杰克逊式的民粹主义。在完成关于俄克拉何马州佃农的学位论文后，一九五九年，他前往牛津求学。受老师的影响，他开始重读黑格尔，重读马克思。越南战争的爆发，大量无辜人员的死伤深刻地教育着这位年轻人，促使他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洗礼，激起他对生活、经济、权力、国家的思考。他开始重新审视自由主义，重新审视美国，并开始关注国家之外穷人和大众的命运。在这一转换中，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他理解世界的工具。一九六一年，在结束英国的学习后，他原本计划成为一名记者，却发现自己刨根问底的性格并不适合。困顿之际，一则哈佛大学博士生奖学金的消息吸引了他。对于年轻的沃马克来说，近在咫尺的拉丁美洲是一块充满着激情、光荣与梦想的热土。古巴革命的胜利，显示出这个拉美岛国的坚韧与顽强，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更为其增添了几分乌托邦的迷幻。在古巴之外，对拉美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墨西哥大革命余温尚存，反叛的、底层的、农民的萨帕塔已经成为墨西哥民族主义神话的重要构成。来自中南部农村的神秘经历、从生到死的种种传说更为这一神话增添了几分神秘。师长却告诉他，墨西哥的工作已经完成，建议他做一些尚未完成的工作。沃马克接受了研究哥伦比亚的提议，他先是坐火车来到了墨西哥，后转乘汽车去了哥斯达黎加，再转乘飞机来到了哥伦比亚的波哥大。最初，他计划前往波哥大南部的卡利，突如其来的武装暴力切断了通往南部的公路。他转头北上，想要研究一九二八年圣马尔塔发生的香蕉罢工。人们却告诉他，这里从未发生过罢工，农场主和员工的关系一直很好。接连的困顿激起了他的思考，他发现自己最感兴趣的还是墨西哥，尤其是萨帕塔农民起义军。这不仅是因为他曾做过佃农研究，更因为他们“一次次地经历失败，却又一次次地重新崛起”。于是，这个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洗礼，对劳苦大众满怀激情的年轻人来到了墨西哥。他查阅了大量的档案、手稿和传记资料，在官方的、宏大的叙事之外，从底层的、微观的视角，呈现了二十世纪初那段惊心动魄的革命神话。萨帕塔神话的起点是十五世纪西班牙人对墨西哥的殖民征服。聚集在城市的西班牙人将土著人束缚在农村社会，在种族区隔基础上，建立了城乡分离的体制。虽然大庄园制度、采矿业和其他采掘经济的发展，使得西班牙人居住的城市与土著人居住的乡村联系日益增多，但二者大体上维系着相对独立的关系。墨西哥独立后，为了强化对基层的控制，克里奥尔精英深化了波旁王朝末期的改革。在自由主义的影响下，统治精英颁布了一系列没收、私有化土著村社土地的法律制度。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迪亚斯政府的工业化政策加快了村社土地的私有化进程。一八八三年颁布的《空置土地划界和殖民法》（Ley de Deslinde y Colonización de Terrenos Baldíos）扩大了那些划定和收购土著村社的外国公司的权力，允许这些公司可以转卖无法确定所有权的村社土地。村社若要捍卫土地资源，只能将土地分配给个人，或是对集体土地确权。前者矛盾重重，后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由此导致大多数村民在二十世纪初已经彻底失去了土地。二十世纪初，莫雷洛斯州（Morelos）阿内内圭尔科（Anenecuilco）的村民正在艰难地捍卫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在迪亚斯统治后期，种植甘蔗的种植园成为州内唯一合法进步的机构。一九一〇年，几经周折后上任的州长埃斯坎东修改了《宪法》与《不动产法》，确保了种植园对村社土地的所有权，禁止阿内内圭尔科的村民们在土地上播种。数次合法化抗争无效后，有着家族革命传统的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成为民选领袖。他率领村民发起持续的抗争，最终成功捍卫住了他们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阿内内圭尔科村民的故事表明了这样的事实，这个农民起义军神话的缘起，不过是村民们遭遇资本入侵后，对其土地主权的确认与主张。诚如墨西哥历史学家恩里克·克劳泽(Enrique Krauze)所言：土地母亲隐藏着萨帕塔斗争的最终意义，既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这就是萨帕塔哪里都不想去的原因，他想留下来。在土地母亲之上，是建立在地缘、血缘关系之上，由自给自足家庭构成的、具备自治属性的基层乡村社会，这正是中南部墨西哥人孜孜以求的理想生活。
事情的发展却并未如阿内内圭尔科的村民想象的那般简单。土地革命的浪潮在当时的墨西哥已呈现出风起云涌的态势，这也意味着，原本发生在莫雷洛斯州的农民起义，具备了全国性的意义。与此同时，北部、中部多个区域爆发了反对迪亚斯独裁的革命运动。最终，萨帕塔也卷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加入了马德罗的阵营。推翻迪亚斯统治后，萨帕塔却发现“北方地主的儿子”马德罗背弃了革命的承诺。萨帕塔意识到，不能将革命的希望寄托于政治精英，他制定了《阿亚拉计划》（el Plan de Ayala）作为萨帕塔农民起义纲领。数次遭遇背叛、土地权力主张的遥遥无期不断驱动着萨帕塔更新对革命的认知。革命并非只是对农民土地所有权的恢复，更不能将其简单定义为政权的更迭，而是在最根本层次上改变墨西哥不平等的社会经济秩序，改善最广大的墨西哥人民的经济状况。否则，只能是“革命来了又走”。因此，萨帕塔明确了对《阿亚拉计划》的坚持。正是这种不妥协，使他在真正意义上捍卫着墨西哥最广大的、最底层的民众的诉求与利益，坚持最大限度地忠于人民。在他的带领下，农民成长为墨西哥大革命的重要主体，并形成了对大革命的共识。只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才能真正知道问题所在，才能在真正意义上解决人民面临的问题、捍卫人民的利益。建立真正的自治，建立墨西哥人的墨西哥成为农民起义军的重要主张。
虽然数次遭遇背叛，但萨帕塔一直没有放弃过联盟与合作的诉求。他很清楚，对于墨西哥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却持久分裂的国家，和平、稳定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他渴求全国革命者的联盟与团结，为建设一个文明、进步的国家服务。即便权贵精英提出的要求与他最初的主张有着相当的距离，他也做好了和谈的准备。这也预示着，萨帕塔这个来自阿内内圭尔科的农民，不仅走出了莫雷洛斯，更成长为墨西哥国民的领袖。在族群区隔、阶层分化根深蒂固的墨西哥，萨帕塔这样一个来自偏远的农村，坚持以最广大的人民为中心，有着明确政治诉求的，具备民族主义情怀的革命领袖，自然无法得到权贵阶层的认同。大革命末期，已经完成政治蜕变，极具个人魅力的萨帕塔已然成为权贵阶层的最大阻碍。最终，在卡兰萨派军官瓜哈尔多（Guajardo）的诱骗下，萨帕塔遭到了谋杀。萨帕塔的死亡，是这个墨西哥农民英雄的必然命运。正是萨帕塔的死亡，完成了这个农民英雄神话的最后一笔。如同摩西一般，萨帕塔以死亡的方式回归了这片他热爱的土地，回到他出生地的密林之中，成为他热爱的人民心中永远的神话。
虽然宣告了自己的左翼立场，明确了自身底层、大众的视角，必须承认的是，沃马克对于萨帕塔农民起义军“如何而来，如何运作以及优缺点”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具备解构萨帕塔神话的意义。然而，正是对萨帕塔神话的层层剖析，沃马克深入细致地还原了萨帕塔个人心灵的成长史，系统呈现了萨帕塔农民起义军参与墨西哥大革命的历程，将萨帕塔这位农民领袖的斗争智慧，对人民、祖国的热爱以及为革命奉献的无畏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真实可信。正因如此，这本一九六八年出版的著作，在激起大众对萨帕塔向往的同时，也成为萨帕塔英雄神话层累的产物。颇为讽刺的是，萨帕塔死后，知识分子马加尼亚继承了萨帕塔的地位。他率领萨帕塔农民起义军，加入到融入国家的进程中。在奥夫雷贡担任总统后，人民重新燃起了对国家的希望。萨帕塔精英加入到国家的政权中，莫雷洛斯的革命者为国家稳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莫雷洛斯州开始土地改革，至少百分之八十的莫雷洛斯的农户分到了属于自己的田地。然而，阿内内圭尔科村民却并没有完全实现他们的理想。萨帕塔的儿子尼古拉斯·萨帕塔当上了库奥特拉的长官，他不仅没为故乡做出贡献，反而不断干预村社的土地分配。随着移民的流入与人口的增长，阿内内圭尔科的土地严重不足。与阿亚拉城的土地纠纷更让土地问题雪上加霜。阿内内圭尔科的村民发出了“为什么最先为土地而战的村落反而最后才能得到土地，甚至永远得不到土地”的疑问。然而，在革命后局势稳定的当时，没有人再关心阿内内圭尔科村民的境遇。一九四七年的圣诞节，警察突袭了佛朗哥家，枪杀了他和两个儿子，毁掉萨帕塔留给他的登记有阿内内圭尔科土地所有权的文件。此后，再也没有人为阿内内圭尔科的村民发声。困扰阿内内圭尔科人数十年的土地问题就这样被解决了。莫雷洛斯卷入到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时期。随着老一代萨帕塔人的陆续逝去，人们逐渐遗忘了这段苦难的历史。只是在每年的八月八日，萨帕塔生日的当天，莫雷洛斯的政要才会来到这座建在萨帕塔父亲房子废墟之上的纪念馆，纪念这位在墨西哥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英雄。大革命之后的墨西哥，在革命制度党政府的统治下迎来了较长的稳定发展期。一系列经济发展计划的实施，让这个古老的国家走上了现代化的快车道。如同革命制度党政府对阿内内圭尔科土地问题的解决一样，稳定的社会、繁荣的经济背后无法掩盖这个社会日益扩大的裂痕。这是殖民时代遗留下来，对墨西哥社会有着支配性渗透的阶级与种族的分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随着革命制度党统治秩序的日渐式微，人们对这种分裂的感觉越发强烈。“权贵阶层的、生活在消费世界的墨西哥人，不想看到土著和农民代表的另一个墨西哥，他们无法真正意义上承认他们的存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革命制度党政府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在国家秩序难以为继的情形下，革命制度党政府推行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在以资本解决危机、构建自由市场的诉求下，权贵精英背弃了大革命的承诺。革命制度党政府修改了一九一七年的宪法，取消了土地分配与保护制度，底层的农民与土著人再次失去了国家的庇护，面临着再次失去土地的危机。如同当年萨帕塔率领阿内内圭尔科的村民振臂一呼一般，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一位同样有着传奇经历的白人将领马科斯（Marcos）率领恰帕斯州走投无路的土著人占领了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San Cristóbal de las Casas）、奥科辛戈（Ocosingo）等多个高地城镇。他们不仅继承了萨帕塔的名号，更继承了萨帕塔起义军的诉求：对土地的主张，对自治传统的维系和民主参与的政治主张。然而，与萨帕塔农民起义军不同的是，在经历了革命制度党数十年的统治及被迫卷入全球化的进程后，此时的萨帕塔运动，深刻地意识到建立在殖民秩序基础之上的世界体系与权力阶序是社会发展的根本阻力。萨帕塔运动将对权力关系的批判平移至所有的群体内，拒绝任何可能存在的唯一优先性，致力于为被压迫的群体发声。这也使得此时的萨帕塔运动超越了国家的界限，具备世界意义的关怀。在数次遭遇欺骗，与政府和谈破裂后，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以决绝的姿态，断绝了与权力机构的联系。他们在恰帕斯州高地地区的拉坎顿丛林里，发起了以土著人为主体的自治运动，续写着新的英雄神话。数百个土著社群，更在萨帕塔运动的影响下，发起了事实上的自治运动，以此回应新自由主义的冲击。虽然文化多样性的主张早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但今天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却面临着比二十世纪初更为恶劣的境地。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后，资本构成的权力网络已经渗透至墨西哥基层的土著村社。民主化转型后，资本与权力的结盟、裙带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断蚕食着土著族群仅有的空间。基于萨帕塔运动的巨大影响力，墨西哥政府改变了武力镇压的策略，采取了“整体消耗战”的方式，对其发起了持续的攻击。对萨帕塔之外的小型抵抗团队，则多以“地方社会内斗”的名义，延续了武力镇压的策略。二〇一八年洛佩斯总统上台后，联邦政府对待萨帕塔自治运动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二〇二一年九月，两名萨帕塔好政府委员会的成员被州政府控制的咖啡种植组织绑架，最终在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持续抗议中得以释放。新冠疫情暴发后，锡那罗亚州和哈利斯科州的贩毒集团涌入恰帕斯州，在恰帕斯州制造了一系列暴力犯罪事件。他们更与恰帕斯州勾结，对萨帕塔自治区发起了持续的破坏行动。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副司令马科斯的继任者莫伊塞斯数次发表声明，谴责联邦、州和地方军队及警察对民众保护的缺失，声称暴力运动的蔓延是各级政府持续恶政的结果。萨帕塔宣布将废除运行二十余年的好政府组织（las Juntas de Buen Gobierno）系统，将地方自治政府（los Gobiernos Autónomos Locales）作为自治系统的基本结构。萨帕塔在农场、社区、村社等基层社区建立地方自治政府，提升基层社区抵御资本和资本入侵的能力。在基层地方自治政府之上建立区域集体会议，确保地方自治政府执行各项生产生活计划。出于安全考虑，在结构调整期间，原有蜗牛社区中心只对萨帕塔自治区内的民众开放。此外，萨帕塔民族解放军邀请世界各地的民众，参与十二月底至一月初举行的萨帕塔运动三十周年纪念活动。对于这一变化，墨西哥国立人类学历史学学院长期从事土著研究的学者托佩特教授告诉我，这并不意味着萨帕塔运动终结或衰落，而是萨帕塔人在遭遇困境下的突围。谈到墨西哥，人们总会说，可怜的墨西哥，离天堂太远，离美国太近。这句话，透露出的是对美国支配下墨西哥国家命运的不甘与惋惜。然而，人们却没有注意到，正是在紧邻美国的墨西哥，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和土著人，却在跨越五百年的时间里，对支配他们的殖民者、独裁者和资本家发起着持续的挑战。他们的反抗，提醒着我们弱者的存在，提醒着我们尊重、多元与包容的价值，更提醒着我们，在车水马龙、钢筋水泥的现代生活之外，还有另一种生活的可能。二〇一四年后，我曾数次造访恰帕斯州，无数人向我讲述着萨帕塔的种种传说。在他们的眼中，萨帕塔不是一个人，他是五百多年来墨西哥人英勇不屈的象征。副司令马科斯是他的化身。率领数千名土著人在圣城建立属于土著人的自治社区，最终殉难在准军事组织枪口之下的胡安也是他的化身……在萨帕塔的身后，是生活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热爱和平、坚持正义、永不断绝的太阳的子孙。萨帕塔与墨西哥大革命
[美]小约翰·沃马克 著 胡楠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11
ISBN：9787108076106 定价：78.00元美国历史学家小约翰·沃马克所著的《萨帕塔与墨西哥大革命》虽然写于1968年，但至今仍旧是认识萨帕塔这位拉丁美洲大众偶像的核心书目。沃马克是美国拉美史研究的代表人物，《萨帕塔与墨西哥大革命》更是风靡美国及墨西哥学院内外的认识墨西哥现代历史和文化的“入门必读书”。该书的特色之处是，以通俗而富于诗意的语言，以人物为中心，串讲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的墨西哥社会。我们国内目前对墨西哥的介绍，仍未能超越“通史”的范式。这本书是一种极为宏大的历史视野，在人物活动的线索中，呈现一幅墨西哥社会的历史全景：从农业社会的肌理，到议会选举的角力，政治阴谋、武装冲突、革命者的理想与局限，都在本书中得到了细腻的描写，这显然能为中文读者提供权威的、有生命质感的阅读体验。
ISBN: 9787108073068 定价：68.00元
《堂娜玛利亚的故事》以阿根廷工运妇女领袖玛利亚·罗尔丹的生平故事为线索，展示了20世纪50年代庇隆主义兴起到90年代阿根廷的政治变化，乃至拉丁美洲劳动整体阶层状况，是口述史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典范性著作。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堂娜玛利亚的口述史，文本从日常生活细节入手，为读者直接呈现出个人如何介入若干民族历史大事件，并受到这些大事件的深刻影响；第二部分，作者从叙事理论、记忆理论、口述史理论、社会分层理论等多重视角对“证言”进行了处理，不但将堂娜玛利亚的口述作为一种历史参照的文本，更对这一口述本身做出各种跨学科分析。因此，全书不仅可读性强，而且能为当前中国方兴未艾的基层口述史、劳动研究、女性主义研究提供诸多借鉴。